北青深一度杨宝璐：顺势而为，坚守事实底线 | 编辑方法论
2020年，因部门规模调整，从业六年的记者杨宝璐成为北青深一度编辑，不再单打独斗，而是为记者提供支持和协调。
编稿四年，杨宝璐的新闻操作方式变了，更倾向于做辅助性工作，帮助记者更好地展现想法，丰富报道内容。她始终努力克服自我审查的倾向，尽量克制报道的情绪化。
但她的新闻态度一如既往：“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写作。”
四年间，她积累了一套编辑方法论——如何与记者协作，如何介入热点、组织文本，如何在新媒介形态下做新闻。
杨宝璐
Q：在编辑实践中，你遇到过记者的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A: 我对记者的要求主要有三点，尤其针对新记者。
主题集中：新记者往往会试图在稿件中表达多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但一篇稿件应围绕单一主题展开，集中主题有助于清晰传达核心观点。例如，讨论女性彩礼，不宜同时混杂对女性生存困境、女性教育缺失等多个议题的探讨。
切忌有闻必录：我很难接受超过一万字的初稿。在选题和采访阶段，记者应根据选题的复杂程度预估合适的篇幅，明确稿件的重点，避免简单地堆砌采访内容。
反复核实信息：报道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即使采访对象大多数陈述属实，只要存在一句夸大或不实的陈述，就可能严重影响整篇报道的可信度。新记者也容易被采访对象的情绪或采访现场的情况所影响，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偏向采访对象的立场。
对于那些记者不太确定的细节，不要为了追求报道效果而使用。以《19岁女孩最后的人生：相亲、订婚、投河自杀》为例，采访时死者的母亲情绪激动，试图证明女儿的自杀与自己收彩礼无关，她描述男方父亲为了不退婚而跪下。但这与常理不符：结婚之前，如果男方长辈下跪，那么双方家庭之后将如何相处？我让实习记者去核实，最终发现这是女方母亲的夸大。虽然这个细节对整篇报道的影响可能不大，但背后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采访对象可信度的判断。
不仅是记者，在编辑工作中，反复核实信息也至关重要，全盘接受采访对象的说法，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偏离事实。
无论是数据还是表述，编辑都需予以关注。以《25岁规培女医生之死》为例，受访的学生详细叙述了医学规培生的困境。其中一位学生提到，自杀对医学生很容易，因为他们可以轻易接触到手术刀。在编辑稿件时，我质疑了这一说法：医学生真的能够将手术刀带出手术室吗？显然，这是不允许的。
不过我发现新记者和实习记者往往拥有“新手保护期”，他们常常能够搞定资深记者难以搞定的采访，这算是一种玄学。新记者们或许可以利用“新手保护期”，为自己积累第一笔人脉财富，还可以为你带来其他选题。
Q：2020年，你曾说过，记者和编辑相互配合，一般有一个“带节奏的”，另一个则要跟着转。时隔四年，你对这个观点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想法？
A：谁提出选题，谁就负责到底，是一种高效且明确的责任分配方式。
当编辑提出一个选题时，他需要对选题的起因、现状以及报道的目的有清晰的认识。这时编辑对选题的把握更为精准，能够明确地指导记者应该关注的方向和重点。
如果是记者提出选题，则需要记者对选题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角色转变为明确地向记者传达要求和期望，确保记者在了解基本情况后，能够根据最初的设想进行深入挖掘。记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编辑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协调和查漏补缺的“奶妈”角色，在记者设想的框架下，帮助其在采写过程中不断优化。
现在我会更倾向于记者带着编辑转。因为记者作为直接接触采访对象和撰写初稿的人，其想法和感悟对于报道的成功至关重要。编辑则可以通过辅助性工作，帮助记者更好地展现其想法，丰富和深入报道内容。
Q：你曾经提到过，北青深一度的记者和编辑都可以用“一专多能”这个词来形容。
A：我们团队主要聚焦于社会新闻。社会新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可能涉及法律案件、产业变化、社会现象等。这些报道往往需要跨领域的知识，同时也要求记者能够敏锐发现其中可报道的点。
但长期追踪社会热点新闻会给记者带来较大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可能会感到工作单调乏味，失去了最初的激情。此外，由于许多热点事件的处理思路和方法存在相似性，长期从事此类报道的记者可能会感受到职业发展的限制。
在新闻实践中，记者会逐渐发现兴趣所在，有的倾向于进行人物专访，有的则更偏爱法律案件报道。他们会在广泛的社会新闻领域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特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人脉资源，形成了各自的专长。
在报道特定类型的社会新闻时，我们会优先考虑那些对该领域有深入了解和兴趣的记者。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提高报道的质量和深度，也有助于记者在特定领域深耕，从而促进他们的职业成长。在面对像新冠疫情这样覆盖面广泛的大型事件时，我们通常会根据记者的专长来分配任务。
这样的报道策略，不仅能够避免记者因长期处理相似任务而感到疲惫，还能推动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不断生根发展，有益于记者的长期职业发展。
A：在新闻报道中，对于热点事件的介入时机和报道深度，需要进行综合判断。如果我们能够较早介入，首发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我们会更加注重对事件本身的还原，在最短时间内发布一篇详实且细节充足的报道。
如果我们并非较早介入，已经有其他媒体发布了快讯或对事件进行了还原，我们就需要根据已有的报道和已知的细节进行深度挖掘。
以《韩国电池厂大火：17名中国人遇难，三天内两次爆炸》为例，我们介入的时间并不算早，关于起火原因、起火时间、中国遇难者人数等基本信息已经非常清晰，一些媒体甚至已经采访到了遇难者家属，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进行了还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将视角拉得更宏观一些。
报道可以从微观、中观到宏观不同层面展开。微观视角可能更具体地关注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在特定时间内的遭遇；中观视角则关注事件的全貌，包括起因、经过和结果，放在比个人更宽广的视角中；宏观视角则要对事件的背景、原因、意义做更深的讨论。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之外，查阅了大量资料，详细了解了韩国近年来电池工业的事故情况，以及相关的法律和背景内容。基于这些详尽的调查，我们进一步探讨了朝鲜族打工者在韩国的工作环境和内容，韩国对外国劳工承担如此低薪、辛苦且危险的工作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些产业的监管方式。
选题会
Q：你对记者的文本有什么要求？
A： 在采写过程中，“采”是最重要的环节，就好比今天要做红烧肉，就必须买到肉。但是，如同做红烧肉需要精选食材，新闻报道也需要精心挑选素材。在采访结束后，记者需要从丰富的素材中挑选出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一过程对于最终报道的质量至关重要。
文本是在充分掌握素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文章质量的一种手段。文本处理，包括文章结构和用词选择，对于提升文章的可读性至关重要。我实习时的一位老师曾同我说过，一段文字一定有一个最合适放的地方，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最合适的位置找出来。文本关系到稿子的可读性，对于调查报道来说，可读性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它确实可以锦上添花。
文采的优美，我觉得丰俭由人。有些记者能够一开始就撰写出优美的文本，而有些则更擅长突破而非文字雕琢。对于后者，只要能够清晰表达重点，平实的文本也是可以的。
Q：在审稿这个环节，你如何和主编或者其他领导在稿件的内容的保留和删去上面进行博弈？
A：我会非常努力对抗自我审查，力求在采写时不自我设限。我会鼓励记者大胆采集信息，但在撰写时保持谨慎。在稿件完成后，至少在我所在的媒体，在与领导达成共识并确定稿件可以发布的前提下，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稿件删减，尤其是对于重要内容，但有时会删除一些情绪化的内容。
以《一个渐冻症患者决定起诉离婚》为例，报道关于一位渐冻症患者被丈夫遗弃，他们的女儿被连带忽视。记者在初稿中引用了患者母亲的话“宁要讨饭的妈，不要当官的爹”，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在文中使用得很妙，态度明确，情绪表达到位。但最终，这句话被删除了，因为领导认为在事实陈述之后加入情绪化的总结并不必要。
一个多月后，当我回顾这篇报道时，我认同了这一决定，那句话确实有些多余，并未对报道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Q：你有做稿状态很差的时候吗？
A：早期我倾向于熬夜赶稿。但记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驱动和自律，熬夜赶稿可能在短期内可行，但长期来看，这种生活方式会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整个职业生涯。
几年前，不规律的作息给我带来的焦虑和失眠问题，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我发现自己甚至在与人交流时难以理解对方的话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调整自己的睡眠习惯。现在，我每天早起，吃早餐，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任务，我晚上七点会结束工作。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也给我带来了幸福感。
因此，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千万不要养成熬夜写稿的作息习惯。规律的作息对健康至关重要，也是长期从事记者这一职业的基础。
Q：你2020年的文章中提到匿名信源泛滥的问题，你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作为编辑，你一般会怎么处理受访者要求匿名的情况？
A：社交媒体快速发展，保护个人隐私的难度日益增加，传统媒体时代简单的新闻匿名化手段已不再适用。
现在个人信息更容易被追踪和识别。在社交平台上，不乏网友通过用户分享的个人经历（其中包含地点、教育背景、人际关系等信息）识别出当事人身份的案例，这体现了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复杂性。
当下，即便隐去部分信息，人们仍可能通过剩余的细节被定位。
隐私保护的困难带来越来越多的匿名要求，但匿名的泛滥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构成了挑战，所以我们在处理采访对象的匿名要求时必须谨慎。我们会尽量沟通，争取保留一些基本信息，如地区至少保留到市一级，而不是完全隐去，以保持报道的相对精准。
对于一些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要求匿名的采访对象，我通常不同意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来报道。专家可能出于公开发表意见，会影响同行关系或学校形象而要求匿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尽力劝说专家实名发表意见，强调作为学者应对自己的公共观点负责。如果专家坚持匿名，我们至少会透露其所属的学术领域和机构，而不是完全隐藏其身份。
公众人物或在特定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专家，应该承担更高的信息公开要求。而对于普通采访对象，如果他们因安全或其他合理顾虑坚持匿名，我们会要求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其陈述，并进行交叉验证，以确保报道的真实性。
Q：你刚刚把要求匿名的采访对象分成了两类，普通采访对象和专家类型的采访对象，近些年来这两类采访对象他们要求匿名的情况多吗？
A：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近年来要求匿名的情况都在增加。大多数普通采访对象都倾向于匿名，以保护个人隐私。对于专家类型的采访对象，一部分愿意公开发表意见，另一部分则出于各种原因选择匿名。
例如，在报道医生规培生自杀事件后，我们制作了一篇中观视角的稿件，采访了医学界的多位专家，包括三甲医院的主任，请他们分享各自医院对规培生的绩效考核和管理方式，以及他们认为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新医生的规范化培训。在这篇稿件的制作过程中，我鼓励记者和实习生寻找愿意实名发声的专家。
总体而言，我仍然希望更多的专家能够实名发表意见。对于一篇新闻稿件来说，专家的发言通常具有佐证或解释性质。站在新闻的角度，专家作为非当事人从专业角度提供看法或建议，被攻击或非议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我们也会更努力争取那些有顾虑的专家和专业人士实名发表意见。我们理解他们的顾虑，但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实名发表意见的重要性，进而为公众提供更权威、更可靠的信息来源。
Q：新闻中过多的匿名化有时会给我带来读文学作品的错觉。
A：这其实和匿名关系不大。
现在越来越多的稿件倾向于采用故事感较强的叙述方式，这和读者的阅读偏好密切相关。人们似乎更加青睐通过故事化的方式来呈现信息，这导致了一种泛特稿化的写作趋势，其中或许还暗含着撰写特稿是更高级的新闻写作形式的倾向。
在我看来，并非所有题材都适合采用故事化的写作手法。有些题材，如简单的法律案件梳理，更适合以消息的形式呈现。
但正如在社交媒体时代保护隐私不易一样，要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偏好是很难做到的。大部分时候，媒体从业者只能顺势而为，但事实的底线仍需坚守。对于那些无法验证的内容，我们宁愿舍弃，也不应牺牲真实性。在涉及匿名信息时，我们应尽可能地保持准确，尽管这有时很难做到。
至于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真实性是与其他文学形式区别的关键。因此，我们在追求故事性的同时，也应保持对事实的忠诚和尊重。
Q：这种泛特稿化是否会造成读者阅读新闻时抱着消遣的心态呢？是否会带来大众对于新闻稿件乃至社会议题的轻佻化、娱乐化倾向呢？
A：我已经很久没有单纯以读者的身份去阅读新闻了。通常，我是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去审视新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跟进报道。但即使大众以消遣的心态阅读新闻，我觉得也并无不妥。
我想起新浪微博刚起步时的slogan“围观改变中国”，它表达了一种观点：我们无法确保每个关注新闻的人都出于严肃的态度，但关注本身是一种态度。
作为新闻的生产者，无论信源是匿名还是实名，无论新闻以何种方式展开，我都无法控制读者阅读时的态度。
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写作，无论读者以何种心态阅读。即使财新的严肃调查报道，也有人会以轻松的态度对待。真正关注的读者，他们会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深意和价值。当然新闻不应该以轻佻的表现形式吸引读者，现在一些短视频新闻，把新闻做成段子，被批评为“新黄色新闻”，这也并非新闻工作所追求的方向。
封面来自Unsplash
运营总监丨温泓烨 梁 栋